新闻同期声：武汉纺织大学高职学院“淑女班”的首届20名毕业生近日纷纷离开学校走上了工作岗位。据说其中不乏国有银行、大型纺织企业、知名物管公司等等。总之就因为是从“淑女班”毕业的，找工作都比其他同学轻松。
（8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）
    名家短评：越来越功利浮躁、以效率和效益至上的时代究竟还需不需要淑女？淑女学堂的出现是不是反映了某种社会现实，或者说社会缺失呢？从这个意义上讲，药好不好，还得看疗效。速成的假纯只能蒙得了一时，如果真有“把气质修养当成一辈子的事”这样的意识，那不管是淑女还是才女，甚至骨子里的野蛮女友，学学礼仪又有何不可呢？ 李宏宇
语众不同
    从上学到看病，从社保到就业，怎一个“外”字了得?近日，广州市长万庆良建议，用“新广州人”代称“外来人员”。在广州增城新塘“6·11”事件引起巨大震动的背景之下，这种改变称呼的建议，显示社会管理者对既存社会裂痕的思考，折射对社会管理矛盾的回应，也包含着对外来人员群体难得的“承认”。
    赋予“外来人员”以特殊含义的，是捆绑在这一词汇上僵化的社会管理制度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个人被户籍固定在出身地，“户籍制度”这种本是用于证明公民身份和统计人口数量的方法，被赋予了控制人口迁徙、分配社会利益、保证整体治安的功能。无论是个人身份还是社会关系，“承认”都附着于此。明公民身份和统计人口数量的方法，被赋予了控制人口迁徙、分配社会利益、保证整体治安的功能。无论是个人身份还是社会关系，“承认”都附着于此。
    户籍之“死”，让因社会之“活”而流动起来的人，无法得到承认。一个“外”字，因而承载了太沉重的内涵。在现实中，“外”字之下是各项社会权利的“内外有别”，无论是参与城市管理的权利还是获得公共服务的权利，都是如此。在观念中，“外”字之下是群体心理上的“不认同感”：外来者不认同当地社会文化，而当地人也带着有色眼镜看外来者。当现实与观念中的鸿沟超越了心理的阈值，难免会产生如“6·11”事件这样的震荡。
    可以说，不是“外来人员”这个称呼不合时宜，而是整个社会管理系统中外来者需要被承认。将“外来人员”改称“新广州人”，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外来人口以观念上的承认，有利于弥合心理上的社会裂痕。但“新”同样是一个限定词，如果没有现实的支撑，将难免成为一个“旧标签”。
    所以，除称呼上的“承认”之外，更重要的是事实上的“承认”。按照万庆良的建议，“新广州人”应该享有与广州户籍人口一样的均等化服务，有参与城市管理的权利，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，有对城市公共事务表达参与、监督的权利。这些，或许才真正是新称谓后的新观念。
    在当前情况下，要拆除户籍这个“不承认”的藩篱，还不太可能。但是，户籍藩篱的拆除，需要的就是从公共福利和社会权利的均等开始。因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，户籍也就回归了本义。而这，或许是户籍改革的大方向，也才是“承认的政治”开始的地方。 金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