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工资条例》是一部值得期待的法规，旨在重点解决一线职工工资偏低、工资增长缓慢等问题。然而，这么好的法规，却命运多舛，虽酝酿三年有余，但屡屡陷入僵局而难产。公众难免失望。酝酿3年仍“难产”，首当其冲当然是来自各方利益的博弈。
    首先，设定最低工资，全国工商联不同意，中小企业更不同意。因为中小企业认为自己税负过重，要给职工涨工资，请财税部门先减税，确保企业有钱去为工人涨工资作保证。但减税，有关部门愿意吗？当然很难！
    其次，实行“同工同酬”，“国字号”企业反对。道理很简单。全国总工会一份报告称，全国劳务派遣人员总数已经达到6000多万，主要集中在公有制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，部分央企甚至有超过2/3的员工都属于劳务派遣。千万劳务派遣大军与正规军之间，收入差距甚大。《工资条例》关于同工同酬的规定，意味着用工成本的大幅增加，“国字号”企业当然反对。
    第三，如果工资集体协商机制首先法制化，企业自主分配权就会受到严重挑战；而按照劳动者的愿望，以及政府部门的期望，工资增长肯定不是“碎步”前进，而是跨步提升。这样的工资增长机制，对以赢利为天职的企业而言，当然有“割肉”之痛。
    原来，酝酿三年有余的《工资条例》至今仍“难产”，是被集体“绑架”了。但从这些利益部门的博弈中，我们发现缺席一个“主角”，“沉默”着一个群体的声音，那就是广大劳动者。
    我们不禁要问：缺少劳动者声音、被利益集团“绑架”的《工资条例》，即便出台，又能维护劳动者多少权益？制定《工资条例》，立法者真该好好倾听劳动者“沉默的声音”，挣脱利益集团的绑架。
惠铭生———[新闻背景]———
    由于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各部门难以达成一致，《工资条例》出台时间再次被推后。据称，在《工资条例》草案中，最低工资以及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等规定遭到全国工商联等部门反对，而有关“同工同酬”的规定，也没有找到令国企和相关部门满意的解决方案。（8月22日《济南日报》）
劳动权益立法任重道远
　　　　　　　为劳动者撑腰的《工资条例》呼之不出，争议的焦点很多，譬如最低工资水平、譬如薪资增长机制、譬如同工同酬，部门之间、既得利益之间，难免有些互掐。某种意义上说，这是很正常的政策博弈。
    早在2003年，中央劳动部门就开始筹划起草《工资条例》，甚至早在最初，相关方面还打算将其升格为《工资法》，然而历经四次大改之后，大家似乎失去了这份锐气：既因中国拿工资的劳动者太多，更因在这种工资关系中盘踞着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。
    当“锦旗哥”以行为艺术倒逼劳动监察部门关注普通劳动者的加班费难题，当大多数劳动者认为自己处于弱势，担忧“关心高温津贴就是和饭碗过不去”时，诸多劳动领域的权利症结，显然就不是“立法依赖”所能纾解得了的。这显然是一个悖论：一方面，诸多具体劳动法律执行不到位让人倍感失望；但另一方然是一个悖论：一方面，诸多具体劳动法律执行不到位让人倍感失望；但另一方面，人们又对《工资条例》等新法寄予厚望，指望总有一个法规能保护自身权益。
    其实，社会的法治化，在于每个个体都能普遍守法，但这种信仰或敬畏，与其说怕被责罚，倒不如说是认可这些法律代表着的普遍律令，遵守“一些基本权利是天赋的、不证自明的规律”。其实，法律和法规或许总有纰漏，但蕴含道德等因素的秩序会平衡这种缺憾。不妨设想一下：当下而言，就算《工资条例》顺产了，又能怎样？譬如以今年各地劳动者最低工资的频调为例：它显然并不是法律或政策的直接意思，而更像是CPI上涨、刘易斯拐点临近的结果。
    成熟的劳动者、不缺位的执行力、公平的就业机制、对等的劳资关系，这是我们期待《工资条例》的大前提。 邓海建